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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,在讲述华师与澳门的故事

发布日期:2025-12-16 03:38 点击次数:53

今年

是华师在澳门办学40周年

40年来,华师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、与特区需求共振

从80年代率先开设函授专科

为澳门基础教育注入专业师资

到90年代逐步构建起“专-本-硕-博”全覆盖人才培养体系

华师积极回应澳门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

为澳门培养超七成中小幼师资

和一批又一批爱国爱澳、专业扎实的中坚力量

让我们通过5位校友的回忆

读懂华师在澳门的40年办学故事

感受两地同心、共育未来的生动见证

“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,

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”

“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,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”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忆及四十年前的求学经历,言辞真挚。这位从华师函授班走出的1988届毕业生,如今已成为澳门教育界的杰出代表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澳门,高等教育资源匮乏。为提升基础教育水平,华师应需而至,于1985年在澳门开设首届教育专业函授班。对于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高锦辉而言,这无疑是“上天给我的机会”,他第一时间便申请报名。当时报名的人很多,高锦辉最终成为首批学员之一。

学习的过程充满挑战,那段奔波于工作和课堂之间的岁月,在高锦辉的记忆中依然鲜明。每天下班后,大约五点多开始上课,常常要上到晚上七八点。“连续上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是更多一点的时间”,高锦辉回忆道。课程采用集中面授的方式,华师的老师专程赴澳门教学,每季度授课一至两周。更大的障碍来自语言,“大部分老师用普通话授课,对我们习惯广东话的学生是个不小的挑战”,他笑着说。面对困难,学员们相互协助,听不懂就向同学请教,也借此锻炼了普通话。遇到疑难问题时,学员们会集中起来,派代表专程前往广州向老师请教。“当时的交通也不是太方便,一去可能就要三四个小时。”但为了弄懂问题,他们不惜奔波。

高锦辉(右一)

三年的函授学习结束后,高锦辉继续在华师攻读教育学原理和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。硕士阶段的学习要求更高,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英语课程。“我们要上半年的英语课程,在珠海那边上,每个星期六过关去那边。”当时过关没有空调,夏天三十多度的天气里,他们坚持了半年。这些学习经历,让他在日后担任校长时,能够自觉以教育原理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为决策准绳,并将系统的理论知识扎实地应用于学校管理的实践中。

回顾华师在澳门开办函授班的影响,高锦辉认为贡献“肯定大了”。他特别提到,2018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时,听到的评价:“澳门的教育办得不错。”他认为,澳门基础教育能有今天的成绩,“基石就是1985年华师大在澳门开的这个班”。华师的函授班不仅提升了澳门教师专业水平,也促进了两地教育交流。“通过在华师学习,我们有一段时间跟广州的学校交流特别多”,高锦辉说,有了华师作为桥梁,澳门教育工作者更了解内地的教育体系。

回望来路,高锦辉的千言万语,终汇成一句最深沉的告白:“谢谢华师。”

从青涩的年轻教师到荣誉等身的校长

王国英的成长轨迹

也是华师与澳门教育交融的缩影

四十年过去

那份跨越濠江的教育情缘

依然在时光中闪闪发亮

跨越濠江的教育薪火

“我一直觉得,教学与社会、国家紧密相连,华师的学习经历给我的教育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”华师1985年在澳门办学的首批学员、澳门菜农子弟学校原校长王国英的话语,道出了万余名澳门华师学子的心声。

四十多年前的澳门,正面临师资匮乏的困境。那时的王国英,和许多澳门教育工作者一样,怀揣着教书育人的初心,却因缺乏系统的师范教育,在教学中常感力不从心。就在这时,一个消息传来:华师将在澳门开办第一批教育学课程。王国英“毫不犹豫地报了名,还担心自己选不上”,这份迫切的背后,是无数澳门教师对专业成长的渴求。当时澳门尚未回归,办学条件艰苦。华师的老师们从广州来到澳门,住在中华教育会安排的宿舍里,上课地点不固定,常常是提前一个月才通知具体时间和地点。“有时候在学校礼堂,有时候在教会礼堂,我们就像‘游击学生’。”王国英笑道。课程以函授为主,每年只有10-12天的面授时间。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对当时只有中学毕业的老师们来说格外困难,但华师的老师们格外耐心。“我们普通话不好,有些老师还专门学粤语给我们上课”,王国英记得,“他们会反复讲解重点,课后还帮我们复习,特别贴心。”

三年的专科课程毕业后,王国英又继续攻读两年学位课程。这五年里,他白天教学,晚上赶去上课。“我行动不便,通勤全靠公交和走路,真的很辛苦。”但他说:“虽然艰难,但很值得,这段学习让我坚定了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。”一起进修的不少是校长和前辈,大家都格外认真。“原先不懂这些,教学生时总有很多困惑”,王国英坦言,那些曾经的教学难题,在学习中都有了答案。几年成长,“因材施教”的理念深深烙印在他心中,为他从科任教师到校长的成长之路筑牢了根基。

卢晓中(中)、王国英(右)与梁咏茵(左)

如今,王国英已成长为澳门菜农子弟学校校长,并荣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的教育功绩勋章。而当年华师第一批学员中,许多人也成为学校的校长、主任,或是社团领袖。“我们上学时,就通过会议、组织等方式,向葡萄牙政府争取教师权益”,王国英说,“回归后,我们也团结起来配合相关工作,助力澳门教育发展。”令他自豪的是,现在澳门70%的老师都与华师有关。“华师在澳门的办学也不断发展,从早期的教育学、中文系,到后来的心理学硕士,现在还有人工智能课程,为澳门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”

在王国英任职的菜农子弟学校,不少教师也有着华师学习的经历。日常教研时,大家总会不自觉地提起当年在华师课堂上的收获。作为校长,王国英把华师教给他的“以文化人”融入学校的每一处。他常给年轻教师讲自己当年在华师的学习故事,鼓励他们多汲取先进的教育理念;在培养学生时,不仅注重知识传授,更强调品德修养,就像当年华师的老师对他那样,用温暖与责任照亮学生的成长路。

从夜校学生到博士

从普通教师到学校德育主任

袁金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

诠释着华师的校训精神

“华师给了我一个梦想开始的起点。”

“华师给了我一个梦想开始的起点。”澳门教师袁金淑回想起1989年收到华师教育管理专业录取通知书时,仍然心潮澎湃。作为华师在澳门恢复招收的首批全日制普通本科生,她的人生轨迹从此与教育紧密相连。

在进入华师之前,袁金淑曾在夜校学习。“读夜校的学生都是渴望用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”,她说,“当时澳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有限,能到华师这样的知名学府深造,让我格外珍惜”,她回忆道。本科期间,对于袁金淑而言,最大难题便是经济压力。为不辜负来到华师读书的机会,她全身心投入学习,凭借优异成绩申请到澳门教育局专项奖学金。

在华师求学期间,袁金淑就立下了明确的目标:“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当校长。”教育管理专业的学习,为她日后的教育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。毕业后,她回到澳门担任教师,负责公民教育并管理学生会。工作中,她意识到自己需要进一步提升,于是重新报考华师在职硕士。袁金淑在教学实践中逐渐领悟到,教育的核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,更是用同理心与耐心搭建起与学生沟通的桥梁,于是她将研究重心转向公民教育,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。她说,“关心学生的成长,帮学生解决问题,让学生走向成功,给学生多一点爱。”

袁金淑(第三排右二)

硕士毕业后,袁金淑逐渐成长为澳门教育领域的中坚力量。但父亲从未读过书的经历让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,同时她希望言传身教,为自己的孩子做榜样。2013年,她决定回到华师继续攻读教育管理学博士。博士阶段,她研究澳门教师问题,从学校管理角度思考如何提升教育水平。毕业后,她将研究重心转向家庭教育。

袁金淑的教育理念朴素而深刻:“知识能改变命运”是她的座右铭;“多给学生多一点爱,让学生走向成功”是她的教育实践;“用教育点亮未来”是她的教育初心。她特别注重爱国主义教育,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。“我带学生去南京研学,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”,她说,“爱国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要真正从心里面回归。”

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,袁金淑对华师充满感激。“华师就站在我背后”,她说,“我有什么困难,我觉得整个华师都会帮我。”如今,作为华师澳门校友会学术部部长,她积极参与校友会工作,继续为两地教育交流贡献力量。

在吴新凡这段跨越地域与专业的故事里

知识在流动,情谊在延续

而教育始终是那根温暖的纽带

一位“学术候鸟”的教育路

1997年,澳门青年吴新凡成为华师首批面向澳门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之一。时隔多年,他已是澳门理工大学健康科学及体育学院的院长。

本科毕业后,吴新凡从事财务工作。三年后,恰逢澳门开设体育教师培养课程,出于对体育长久以来的兴趣,他毅然决定转行,踏上体育教育之路。此后,他赴美攻读硕士,原计划继续在国外读博,但因工作无法长期离开,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内地。在导师的建议下,他了解到华师开设体育相关博士学位,于是提交了申请。收到录取通知时,吴新凡最开心的不是“被录取”,而是“能继续做学生”。他说:“可以重回校园,延续求学之路,那种感觉特别好。”

“当时澳门在华师读博的学生极少,课堂是一对一教学”,吴新凡提到。他利用周末和假期从澳门前往广州石牌校区上课,外语课则随硕士班在澳门完成,成为往返于粤澳之间的“学术候鸟”。“课堂很特别,基本上是利用假期去华师上课,外语课就在澳门上。”他坦言,这种在两地之间穿梭的学习方式,在当时澳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,显得尤为珍贵。这种“量身定制”的教学模式,是华师为首批澳门博士生开出的特殊航线,这也成为他求学经历中难忘的一页。

读博期间,最大的挑战来自在职学习的压力。“一边工作一边读书,时间拉得很长。”吴新凡说。语言虽非主要障碍,但到了答辩前夕,他还是因普通话表达不够流畅而感到焦虑。“同学都替我着急,但他们一直鼓励我。”他说。而真正走上答辩席时,看到观众席中坐着一位华师的老教授,也是他同事的父亲,这让他安下心来。吴新凡此前只是偶然提起答辩事宜,没想到这位同事专程前来。“看到他坐在那里,我心里一下子就稳了。”吴新凡说。最终,他顺利完成答辩。

在华师,令吴新凡感念至深的是这里的老师。他的导师扈中平教授不仅授课认真,还常带学生参与学术研讨,甚至一同吃饭交流。“最难忘的是答辩后那晚,导师和他聊的不再是学术,而是做人的道理。”吴新凡说,“那种氛围,让我感受到教育是有温度的。”这段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如今的教育理念。他常对学生说:“要先学会管理自己,才能管理别人。”他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升学与成长经验,尤其是鼓励年轻人勇于尝试、不怕走“不太一样的路”。

作为华师在澳门办学的早期参与者,吴新凡对两地教育交流有着深刻的体会。“当时澳门教育资源有限,华师培养了大量本地中小学教师,我们这一辈有学位的老师,几乎都来自华师。”让他感触尤深的是华师老师对学生的关怀。今年,在华师在澳门办学40周年的活动上,他重逢当年在业余进修中心负责教务的一位老师。“他一看我就喊出我的名字,还问我毕业了没。”吴新凡说,“这种被老师长久记得的温暖,正是华师精神的体现。”

陈海峰的跨界转型之路

正是华师在澳门多元化人才培养的生动体现

这段学习经历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

也为澳门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专业力量

从兽医到处长:华师课堂上的跨界转型

2012年,已在动物医学领域深耕、负责澳门大熊猫保育工作的陈海峰,决定报读华师在澳门开办的社会管理硕士研究生班。十年后,他已是澳门市政署自然保护研究处处长。

该班级定位明确,学员并非在社会上公开招募,而是在澳门各社团推荐的骨干成员中招募选拔。班上的二十余位同学背景多元,包括眼科医生、公务员以及众多社区一线社工。对他们而言,这并非普通的学位深造,而是一项经国务院特批、旨在为澳门社团系统培养未来中坚力量的重要计划。陈海峰回忆,当时孩子刚满一岁,家庭责任不小,但考虑到这是提升自我、服务社会的宝贵机会,他最终在家人支持下选择了报名。

跨入新的专业领域,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是首要挑战。“很多基础理论需要自己找资料补”,陈海峰坦言。更大的压力源于时间——课程集中在周六日全天,持续两年,这对需要兼顾工作与家庭的他构成了考验。面对知识转换的挑战,华师课程提供了支持。授课老师们注重课堂知识与澳门实际的结合,例如通过分析本地社团在行政架构中的独特功能,帮助学员理解社会运作逻辑。这种将理论置于具体情境的教学方式,有效协助陈海峰等跨界学员构建起管理知识框架。而面对时间压力,老师的支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。陈海峰的论文导师吴巧瑜教授便主动将指导时间调整至夜晚,通过电话或邮件与他探讨论文。“她很晚都会跟我聊毕业论文的事情”,陈海峰回忆。这种在时间安排上的主动适应,切实缓解了在职学员的学习压力。

在华师的学习经历,为陈海峰日后工作带来了深远且实际的助益。如今,他在统筹绿化政策、推动跨部门生态合作项目时,当年所学的政策分析、项目管理等理论框架,已成为其分析问题和构建方案的实用工具。这段经历的影响不仅限于知识层面,还在于同窗情谊所构筑的宝贵人际关系。当年班级里的社团骨干们,如今多已成为澳门各界的中坚力量。这份由共同求学经历编织的信任,让他在处理需要多方协作的公共事务时,沟通更为顺畅高效。与内地单位的合作也因这段学习经历更加顺畅。“从课程里面学到的对于内地政制的理解,对于我现在与内地单位沟通合作提供很大帮助。”

回顾这段跨界求学历程,陈海峰深感收获颇丰。他认为,自己不仅系统掌握了社会管理的专业知识,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、如今遍布澳门各领域的同学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华师教育赋予他的宝贵财富。今年是华师在澳门办学40周年,陈海峰送上朴素的祝福:“希望华师在澳门的办学越办越好,为澳门整体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四十载深耕不辍

教育薪火代代相传

华师与澳门的办学故事未完待续

愿未来携手再续粤澳教育的璀璨新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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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丨受访者提供

执行编辑丨邱嘉瑶 欧钰雯

责任编辑丨卢嘉裕 陈婧 吴建国

初审丨沈蔚瑜

复审丨林海岸

终审丨周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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